◇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和文学家。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有“神童”之称，后拜康有为为师。1895年赴京会试，参与“公车上书”。次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主讲长沙"时务学堂",积极鼓吹和推动维新运动。1898年入京，参加“变法维新运动”,百日维新失败后东渡日本，初编《清议报》,继编《新民业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辛亥革命后曾出任袁世凯司法总长。1916年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五四运动时期，发表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他一生爱国、维新，以其“龙卧虎跳之才”,左右或影响近现代史的风云变幻。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人生什么事最苦呢?贫吗?不是；失意吗?不是；老吗?死吗?都不是。我说人生最苦的事，莫苦于身上背着一种未来的责任。人若能知足，虽贫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虽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难免的事，达观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什么苦。独是人在世间一天，便有一天应该做的事；该做的事没有做完，便像是有几千斤重担压在肩头，再苦莫过于此。为什么呢?因为受那良心责备，要逃躲也没处逃躲呀。
答应人办一件事没有办，欠了人的钱没有还，受了人的恩惠没有报答，得罪了人没有赔礼，这就连这个人的面也几乎不敢见；纵然不见他的面，睡里梦里都像有他的影子来缠着我。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对不住他呀，因为自己对于他的责任还没有解除呀。不独是对于一个人如此，就是对于家庭，对于社会，对于国家，乃至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凡属我受过他好处的人，我对于他便有了责任。凡属我应该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够做得到的，我对于这件事便有了责任。凡属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现在的自己和将来的自己立了一种祖先在几世纪前的生活差不多，可是虽然缺少我们那一套复杂而价值高昂的软绵绵的奢侈品，他们似乎生活得也很好。 我是个守旧派，仍然相信有高雅的也有低俗的东西，我看不出不能提高人们思想境界的物质进步有什么道理。我喜欢能节省劳力的装置，因为它们可以使人们省下时间去从事脑力活动(但是这是因为我喜欢脑力活动，有许多人可不喜欢这样，他们喜爱节省脑力的装置就和喜欢自动洗碟机和缝纫机一样)。我喜欢迅速而方便的交通，因为扩大人们可以活动的范围就会扩大他们的心胸。同样我也觉得寻求舒适是正当的，因为那样就可以丰富精神生活。不舒适会打扰思想的活动：身上又冷又酸痛的人要用脑子也是困难的。舒适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可是当前的世界却把它当做一种目的，一种绝对好的东西。也许有一天大地会被变成一张巨大的软垫床，人的躯体在上面打盹，而人的心灵却被压在下面，像苔丝蒂梦娜那样地被憋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