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黑人小男孩，出身于一个贫寒的黑人单亲家庭，在他7岁时，他遭受到了一次极大的羞辱。
有一次老师让同学们为“社区基金”捐钱。几天后，小男孩手里攥着自己拣垃圾挣的3美元，激动地等待着老师叫他的名字，然后他便可以自豪地走上讲台捐出自己挣的血汗钱。但老师没念他的名字，他感到很奇怪，于是问老师为什么不叫他的名字。
老师厉声说：“我们这次募捐正是为了帮助你和像你这样的穷人，这位同学，如果你爸爸出得起你5美元的课外活动费，你们就不用领救济了。何况，你没有爸爸……”小男孩眼含泪水冲出了学校。羞辱让他变得坚强。从此，他拼命学习和做工。这个黑人小男孩就是美国著名的黑人电台节目主持人狄克·格里戈。
可见，贫穷和羞辱可以摧毁人的自信，但也可以催促人奋进，就看你选择向下还是向上了。 我们应该钦佩那些勇敢者，当他们面对羞辱时，当他们用人性的执著与追求超越过那些仅停留于羞辱表面的伤害与脆弱时，我们会看到他们正向另一种能够打动人心的高贵和境界进发。 所以，当你遭遇羞辱的时候，任何的反击都是疲软无力的。你只有通过加倍的努力获得成功，才是对羞辱最有效的反击。当你有一天功成名就，你就会明白，原来羞辱是人生中的一门必修课。 战国时期政治家苏秦自幼家境贫寒，温饱难继，读书自然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为了维持生计和读书，他不得不时常帮别人打短工，后来又离乡背井到了齐国拜师求学，跟鬼谷子学纵横之术。 苏秦自以为学业有成，便迫不及待告师别友，游历天下，以谋取功名利禄。数年后不仅一无所获，自己的盘缠也用完了。没办法再撑下去，于是他穿着破衣草鞋踏上了回家之路。 到家时，苏秦已骨瘦如柴，全身破烂肮脏不堪，满脸尘土，与乞丐没有什么差别。落魄景象，溢于言表，令人同情。 妻子见他这个样子，摇头叹息，继续织布；嫂子见他这副样子扭头就走，不愿做饭；父母，兄弟、妹妹不但不理他，还暗自讥笑他说：“按我们周人的传统，应该是安分于自己的产业，努力从事工商，以赚取十分之二的利润；现在却好，放弃这种最根本的事业，去卖弄口舌.落得如此下场，真是活该!"此情此景，令苏秦无地自容，惭愧而伤心。他关起房门，不愿意见人，对自己作了深刻的反省：“妻子不理丈夫，嫂子不认小叔子，父母不认儿子，都是因为我不争气，学业未成而急于求成啊!"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又重振精神，搬出所有的书籍，发愤再读书，他想道：“一个读书人，既然已经决心埋首读书，却不能凭这些学问来取得尊贵的地位，那么，书读得再多，那又有什么用呢!"于是，他从这些书中捡出一本《阴符经》,用心钻研。他每天研读至深夜，有时候不知不觉伏在书案上就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却懊悔不已，痛骂自己没有用，但又没有什么办法不让自己睡着。 有一天，苏秦读着读着实在倦困难当，不由自主便扑倒在书案上，但他猛然惊醒—手臂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一看是书案上放着一把锥子，他马上想出了制止打瞌睡的办法：锥刺股(大腿),以后每当要打瞌睡时，他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一下，让自己猛然“痛醒”,保持苦读状态。他的大腿因此常常是鲜血淋淋，目不忍睹。 家人见状，心有不忍，劝他说：“你一定要成功的决心和心情可以理解，但不一定非要这样自虐啊!"苏秦回答说：“不这样，就会忘记过去的耻辱；唯有如此，才能催我苦读啊!”经过“血淋淋”的一年“痛”,苏秦很有心得，写出《揣》、《摩》二篇。这时，他充满自信地说：“用这套理化和方法，可以说服许多国君了!” 于是苏秦开始用所得的学识和“锥刺股”的精神意志游说六国，终获器重，挂六国相印，声名显赫，开创了自己辉煌的政治生涯。 生活永远在源源不断地制造着羞辱，这是永恒的命题，没有人能一生不遭遇到羞辱，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你的态度。有些人一辈子被羞辱淹没，自暴自弃；而有些人则因着辱而奋发，成就一番功名，这才是人生的强者。 20世纪80年代，年逾古稀的曹禺已是海内外声名鼎盛的戏剧作家。有一次美国同行阿瑟·米勒应约来京执导新剧本，作为老朋友的曹禺特地邀请他到家做客。吃午饭时，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精美的册子，上面裱着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曹禺逐字逐句地把它念给阿瑟·米勒和在场的朋友们听。这是一封措辞严厉且不讲情面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的心不在戏剧里，你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也不够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阿瑟·米勒后来详细描述了自己当时的迷茫：“这信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却相当激烈，还夹杂着明显羞辱的味道。然而曹禺念着信的时候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曹禺恭恭敬敬地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用感激的语气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 阿瑟·米勒的茫然是理所当然的，毕竟把别人羞辱自己的信件裱在装帧讲究的册子里，且满怀感激念给他人听，这样的行为太过罕见，无法使人理解与接受。但阿瑟·米勒不知道的是：这正是曹禺的清醒和真诚。在这种“傻气”的举动中，透露的实质是曹禺已经把这种羞辱演绎成了对艺术缺陷的真切悔悟。此时的羞辱信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笔鞭策自己的珍贵馈赠，所以他要当众感谢这一次羞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