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母亲的张爱玲的圣玛利亚中学时代是很不快乐的，是黯淡的，她给学校老师的印象有点疲懒。她穿着继母的旧衣裳去上学。那些衣裳尽管料子很好，但是有几件领口都已经磨破了，“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女校上学，的确十分难堪。”以至于在她晚年仍然不能忘记。
但是没有了父亲的苏青的中学时代却是极为快乐的，健康的，就像她说：“在初中的时候，我们一群女子都正在生气勃勃地努力于生活的斗争及理想的追求……”这样的话，张爱玲是怎么也不会说出来的。
苏青年高中毕业后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在此之前她已经由父母之命订婚，入学刚一学期就结了婚，第三学期就生孩子了，自此就在家做少奶奶，辍学了。
张爱玲上大学所走的弯路相较于她二人要更多一些。中学毕业后，她本来是想出国念大学，但是后来由于和后母发生纠纷，被父亲幽禁在家里。一直到半年后逃到生母那里，此间用了三月时间疗养身体，母亲给她两年时间学习做淑女以及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同时她开始补习功课，准备投考伦敦大学。当她考出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的时候，却刚好遇到英国要与法国联合起来向德国开战，并且宣布暂停招收留学生，而转由它的殖民地香港代为接受，就这样张爱玲就进入了香港大学。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时候，赴英留学之心仍然没有减弱，因此拼命用功，想要日后被保送到英国去。刚刚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于日军之手，港大停办。张爱玲回到上海，然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但是不久却又辍学了。原因主要是，张爱玲的解释是“我半工半读体力不支，入不敷出又相差过远”。 相隔年后，岁的张爱玲再次奔赴香港大学继续学业，但是入学两个月后，应炎樱之招奔赴日本，于是就退了学。但是在日本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个月后重回香港，想恢复学业，但是却遭到校方的拒绝。 与张爱玲对理论敬而远之不同的是，苏青是追求理论的。虽然她在《道德论》中说：“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俗人，素不爱听深奥玄妙的理论”,但是她对自己写的理论并不浅显的《道德论》与《牺牲论》却非常看重。就算是她的其他相对通俗的写妇女、婚姻、家庭问题的散文，也大多透露出比较强烈的理论意识。 民国的建立，标志着封建王朝的结束，但是由于人们在封建时代里浸泡得太久，就好像换了一身衣裳，但是身体上多少还残留着些腐臭的气息；有时候周围的人还有自己都觉得没有味道了，但是总还是有人一闻就闻出来了，张爱玲就是嗅觉灵敏的人。 可以说张爱玲晚景凄凉，人言言殊，答案不一。年她的美国丈夫赖雅去世，两人没有孩子。自此，一直到她生命结束，她都是孑然一身。她生命的最后年，只是依靠一两个朋友偶尔帮助，解决一下生活中的麻烦。 上世纪年代，她的健康逐渐每况愈下，由于体质较弱，不过多岁的她，身体机能就已经退化得很厉害。其间又患上了一种心因性皮肤疾病，自感受到了跳蚤的侵扰，为了逃避就经常搬家，手稿、证件等物也由于这而时有丢失。她编《对照记》的动机之一也由此而来： “‘三搬当一烧’,我搬家的次数太多，平时也都‘丢三拉四’的，一累了就更精神涣散，越是怕丢的东西就越是要丢。幸存的老照片就全都收入全集内，借此保存。”疑惧、疲累、懊丧，使得她心力交瘁。后来她自知大限将至，就把一些重要的证件放入一个手提袋内，置于门旁，以便来人容易看见。张爱玲去世几天后，才被公寓人发现，那个时候家里的食物罐就已经空空如也。后来还是凭借朋友帮忙，处理她的后事，把骨灰撒入大海——无人养老，无人送终，难道这还不是足够凄凉吗?张爱玲的女人世界这样看似“凄凉”的生活，但是却是张爱玲自己选择的。只要她愿意，晚年的她完全可以热闹终日 上世纪年代，张爱玲的作品开始在祖国大陆被重视被关注，并且逐渐升温，一直到年代前期，更有“爆发”之势。而港台地区的张爱玲热，比大陆要早十多年，并且以追星的热情与方式对待张爱玲的不乏其人，甚至有人特意跑到美国，在张爱玲公寓隔壁房间住下，捡拾张爱玲的拉圾，从中了解张爱玲的生活点滴。在这种形势下，张爱玲如果想要获得社会的帮助与馈予，易如反掌。但是显然她不愿意。 张爱玲想要在一大群人之间死去，那还不简单吗?张爱玲生在那样一个大家族里，当然“是在一大群人之间呱呱堕地的”,这她没有办法选择，但是她可以选择不在人群中去世。 她认为婚姻与死亡并不是公众的事——当抗战胜利，她的婚姻被人诟詈的时候，她撰文称那是“私人的事”;关于死亡，她再一次用行动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她要一个人的死，不要有旁观者。她做到了。在她死后，固然由法医排除了他杀与自杀的可能，但是张爱玲到底是怎么死的?就成为了一个永远的谜。 晚景凄凉的是苏青。 “文革”开始后，苏青首先被红旗锡剧团辞退，并且送交里弄监督。她经常脖子上被挂了写着她“罪行”的大牌子在自家大门外罚站。原本心直口快十分健谈的苏青，但是在邻居的印象里，却成为了一个不大吭声的老太太。 她的生活仅仅是依靠所属单位——上海黄浦区文化馆的一份微薄工资得以维持。其后她被关入“牛棚”隔离审查，后来又被遣下乡劳动改造，然后又遭批斗，工资也曾经一度停发。苏青在这种无休止的折磨下，肺病复发，但是由于不能够享受“劳动保护”,又没有钱看病，从而导致病情日趋严重，造成肺部出现空洞。年月，苏青从文化馆退休，按照你规定工资打了折，每月仅剩于多元。 长期的精神磨难再加上生活困苦，并没有使苏青泯灭对文学的热爱。她经常与女儿一起读书，有次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竟然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苏青的晚年，关系比较密切的只有一两个朋友，其中一个就是上世纪年代在上海办《女声》杂志的王伊蔚。风烛残年的苏青经常给王伊蔚写信。在一封信中谈到她那个时候的冷清： “有两句话可以包括，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一门关煞，与人不搭界……”至少从年起，一直到“文革“中，苏青始终住在自忠路，该弄内房屋全都建于年，一字排开。苏青住的号位于中间，正对弄口，是一套假层阁石库门房，门头上镌有“乐石”二字。苏青原来是房主，解放后房子就不再属于她了，另有住户搬入，占了底层。苏青和小女儿还有外孙住在楼上，人挤在亭子间一张大床上。由于和邻居共用厨房和卫生间，所以经常发生矛盾。为求安宁，和普陀区石泉路一户人家调换住房，然后就搬到郊野去了。 在给王伊蔚的另外一封信中，苏青曾经谈到她生命最后一段生活的情形：“天天想写信，天天没有如愿，原因是想细诉心曲，欲‘细’反而不达了……我每天蒙蒙亮起来，看花要看二三个小时……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我并不悲观，只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唤……结防所来人叫我去拍片(已经有二年不拍片了),我也一味拖拉，现在决定不去了，也决定不来买花，不来看你了。但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息尚存，总是想念你的。” 这就是她的绝笔。心灵深处的创伤，再加上物质生活的恶劣，从而使得苏青的身体完全垮了。她患有气管炎、哮喘、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顽重之疾。年月日，苏青大口吐着鲜血，然后踏上了黄泉路。 苏青去世年后，她的外孙远赴美国投奔他的母亲，在他的行李箱里，有一件极为特殊的包裹，那就是他外祖母的骨灰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