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的思想观念中，没有依附二字

在张爱玲的思想观念中，没有依附二字，在她一生的所作所为中，也没有依附二字。在家中时，她逃离了父亲的不公待遇。她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与胡兰成，第二次与美国作家赖雅。她的两次婚姻都谈不上美满，但却是因为爱，因为“于干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她是为了去爱而结婚的，不是为了找一个依赖。她的第一次婚姻，张爱玲的女人世界是不幸的婚姻，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就背叛她，与一个年轻貌美的护士同居，对于胡兰成的变心，她在思想上是有准备的，她读过中外古今那么多书，对人性的弱点有充分的了解，但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在自己身上，她依然痛苦万分，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最后，伤痛心的张爱玲还是以离婚的方式结束了这场不幸的婚姻。她曾经在《借银灯》中写到： “男人发现女人不忠，他打了她一个嘴巴。她没有开口说一句话的余地，就被‘休’掉了。丈夫在外面有越轨的行为，他的妻是否有权利学他的榜样?女太太若是认真那么做去，她自己太不上算，在理论上或许有这权利，可是有些权利还是备而不用的好。”张爱玲不是那些女太太们，她的骄傲、她的才华让可以在心痛之后，抽身而去，她不靠男人养活，为了尊严她可以离开男人，就算她走逃无路，她也不会向男人乞求。事实上她从没有花过胡兰成的钱，倒是胡兰成靠她的稿费度过了逃难生活。直到张爱玲已经决定与他分手，还把最后一笔稿费寄给他，直到他完全安全以后。

她的第二次婚姻也很不完满，她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近三十岁的男人，一个可以给她温暖的人。她说：“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但婚后五年，丈夫就瘫痪在床，他不能工作，没有经济来源，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张爱玲的肩上，全靠她的稿费养活两个人。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她处于生存的重压下，日子过的非常紧缩，每一分钱都要计划着来用。她曾给刘绍铭写信这样描述她的心境：“不管我多小心照顾自己，体重还是不断减轻。这是前途未明，忧心如焚的结果。你和你的朋友虽常为我解忧，但情况一样难见好转。”老年的她非常清贫，好在： “除日常必须品，再无其他开支。”她至死都在工作，享受着自由的快乐。她可以老，可以孤独，但她不能没有自己热爱的写作。

张爱玲的人生观、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受母亲和姑姑的影响，这两位女性是她的导师。张爱玲的母亲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黄翼升的孙女，母亲是农家女出身，她是庶出，她曾裹过脚，是在旧式环境中长大的女人。但她却接受了新式思想，成为一个新派女人，她接受西方思想，个性开放。对于嫁给一个遗少很不满意。结婚不久，丈夫毫无上进之心，沉溺在大烟之中，她无法接受，决定出国留学。她远走法国四年，在法国学习音乐、绘画，受了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影响，回国两年后与志趣不同的丈夫离婚，独自去了英国，到死一直生活在国外，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上一世纪年代的女人，特别是旧世家的女人，都在忍受着丈夫的妻妾成群，以丈夫的准绳为准绳，但是张爱玲的母亲和她们不同，她要求夫妻之间的情爱平等，这在那个时代是很了不起的思想。这个有着七寸金莲的女人，却有一颗勇敢的心，她靠着这七寸金莲勇敢地踏上新世界，她去过法国、英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她学过音乐、绘画，她做过生意，当过翻译，教过书，生活道路虽然诸多曲折，其中必然有许多艰苦，但她从没有屈服过。曾经有人劝她回国，她冷淡地拒绝了，因为在国外她能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人，而在中国她只能扮演一个被条条规矩禁锢的女人。

张爱玲的姑姑也是一个经济独立的妇女，一直独身，直到岁才和自己相爱的人结婚。张爱玲很佩服、敬重自己的母亲和姑姑，她们是她的榜样和引路人，有了这样的家庭环境和精神指导，张爱玲的观念很西化，思想很解放，她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的生命自由放在另一个人的手里，她要主导自己的命运，自己养活自己。所以她的作品一向提倡妇女解放，喜欢张扬、自由、个性化的女人，小说中的娇蕊、流苏。她提倡女子勇敢地走职业女性的道路，开创自己的生活，《十八春》中的曼贞是她投入尽力最多的一个女性形象，也是她立意通过描写这样的女性传达她的女性观点。她认为，职业女性的道路不管多么艰难，也要坚持下去，而如果有更多的女性有了这个认识，女人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一个女人，只有经济独立，才谈得上自尊、自爱，独立、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