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行为和所处环境的背景密切相关。在医院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小声说话；在警局里，我们很难放松下来；在墓地里，我们会变得伤感；在学校里，我们自然而然地听老师的话；而在聚会时，我们又会变得十分兴奋。人们的行为由背景所控制，而心理定势又决定了我们如何对背景信息进行解释。
我们对于特定背景的反应模式大多是在儿时习得的。比如，我们儿时看到的世界会影响我们长大后处理视觉信息的方式。在一项对背景的理解决定了我们会做出何种行为反应。而我们对于特定背景的反应模式大多是在儿时习得的。
富有争议的研究中，研究者对两个群体进行了调查。其中一个群体是加拿大的白人，他们在城市里长大，那里的建筑都是方方正正的，直角随处可见。另一个群体是克里族印第安人，他们从小就住在帐篷和木屋里，能看到各种不同的形状和角度。结果那些白人长大后更容易看见直角，而印第安人则更容易发现斜角。这是因为独特的生活环境塑造出印第安人独特的认知思维方式，所以他们能够看到更多不同的视觉线索。
有一个著名的童话故事能够很好地说明背景的强大力量，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丑小鸭。当丑小鸭刚刚从蛋壳里爬出来的时候，第一个不成熟的认知承诺便在它的头脑中形成了：它看了看四周，随即便把个头最大的鸭子当成了自己的妈妈。而当其他小鸭子取笑戏谑它的时候，丑小鸭的头脑中形成了第二个不成熟的认知承诺：它与众不同，更糟的是，它很丑。
丑小鸭终于离开了那个冷漠的家，开始了自己的探险之旅。一次，它在一片冰冷的沼泽里看到一条猎狗，而猎狗却没有扑上来吃掉它。丑小鸭第一次觉得长得难看也不是一无是处：“我长得有多丑啊，连狗都不想吃我。”下面背景不是一成不变的客观存在。它会随着我们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而改变，从而改变了我们的感知和行为。
的故事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吧。在一个新的背景中(天鹅的世界里),丑小鸭觉得自己很漂亮，并为此而感到骄傲。它的伙伴也有长长的脖子和宽宽的翅膀，以前在它头脑中形成的思维定势被一扫而空。yipinjiankang.com
在谈论背景的时候，我们总是错误地认为背景一直就在那里。我们在解读某些信息的时候容易断章取义，英语中叫做outofcontext,容易把背景当做客观存在的不变事实。但是背景并不能脱离我们而独立存在。在阅读的时候，我们要不断地解读词句以及段落之间的关系，就像丑小鸭解读自己和母鸭之间的关系一样。背景是一种不成熟的认知承诺，是一种思维定势。
背景取决于我们的现在和过去，取决于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但有时候，这些会发生冲突。如果你看到修女为了给教会集资而大跳艳舞会作何感想?如果有人因为母亲被误诊而在医院里大喊大叫，一旁的人会反感，因为人们觉得不应该在医院里吵闹。虽然有些时候在医院里喊叫或大声走路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思维定势，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
萧伯纳笔下的希金斯教授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背景能够极大地改变我们对于美的感知。《卖花女》(Pygmalion)开篇，在伦敦街头卖花的伊莉莎•多莉特衣衫褴褛，口音里带着浓重的乡音。希金斯教授走进了她的生活，并决心让她脱胎换骨。希金斯教授深知背景的重要作用，于是他努力改变伊莉莎的口音、吐字、衣着和习惯。他就像宝石匠打磨原石一样重塑伊莉莎。改头换面后的伊莉莎在伦敦名声大噪，人们把她当公主一样追捧。更有趣的是，伊莉莎对自己的看法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心理学家戴维•霍姆斯(DavidHolmes)和肯特•休斯敦(B.KentHouston)用实验向我们展示了背景对于感知的重要影响。他们在征得实验对象的同意之后对其实施轻微电击。他们让其中一半被试将电击想象成新的生理感觉。与另一半被试相比，他们在接受电击时没有那么焦虑，心跳也没有那么快。
同样的刺激换一个名字就会变成不同的东西。人们觉得坐过山车很有趣，但飞机遇到气流而颠簸似乎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一位女士在乡间小道上行走，突然，一群蜜蜂包围了她。和大多数人一样，她感到无比恐惧。她血压上升，心跳加速，要么傻傻地待在原地不动，要么拔腿飞奔，试图摆脱蜜蜂的攻击。但如果这位女士还带着一个孩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她不会胆怯，而是会拼命保护孩子。同样的蜜蜂在另一种背景下变成了不同的刺激。
背景还能决定价值。《波士顿环球报》(BostonGlobe)让我们见识了一个邮政职员的出众营销技巧。苏珊•安东尼(SusanB.Anthony)纪念币并不受欢迎。但这位职员却挂出牌子，上面写着“每人限购两枚”。结果这种纪念币随即成了抢手货。我相信销售人员对这个故事并不陌生。
即便是在我们进行精确判断的时候，背景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在唐纳德•布朗(DonaldBrown)所做的一项实验中，被试要举起不同重量的杠铃片，并在轻、一般、较重、很重这四个选项中进行选择。在一些被试举起杠铃片之前，布朗让他们先举起一个特定重量的杠铃片，我们将其称为锚。布朗提出假设认为，锚和其他杠铃片的重量差会影响人们对重量的判断。实验结果证实了布朗的假设。如果被试先举一个很重的杠铃片，那么即使其他杠铃片的实际重量不变，但它们感觉起来也会变得轻一些。
布朗对实验做了一个有趣的修改。他让一些被试帮忙搬运放置杠铃片的托盘。我们先前已经了解到，作为锚的杠铃片会影响被试对其他杠铃片重量的判断，那么托盘是否也有相同的作用呢?虽然实验任务中并没有举托盘这一项，但不管他们是怎么想的，托盘具有一定的重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托盘的分量也应该会影响被试对于杠铃片重量的判断。但是，如果不是特定刺激的物理属性决定我们的主观体验，而是我们感知的背景，那么托盘就不会有影响。
这一精妙实验最后得出的结果显示，对于杠铃片重量的判断不受托盘重量的影响。就好像被试进入实验背景，让自己的判断受到锚的影响，随后又自己走出实验背景对重量进行判断。在进行判断的时候，托盘对他们来说是没有重量的。
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价值观会创造特定的背景，进而影响我们的感知。利奥•波斯曼(LeoPostman)、杰罗姆•布鲁纳(JeromeBruner)和埃利奥特•麦金尼斯(EliotMcGinnies)于1948年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使用一种名叫速示器的机器让一系列词语在屏幕上闪过。这些词语和不同的价值观有关。比如与政治有关的治理、公民、政治等词；与宗教有关的祷告、神圣、崇敬等；以及与美学有关的诗歌、艺术家和美等。总之，这些词语与奥尔波特-弗农价值量表(Allport-VernonScale)测量的6种价值观有关。
大多数人会假设别人的动机和自己的动机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一种行为背后的含义有很多种。
在实验开始前，研究人员也用同一种量表对被试所秉持的价值观进行了测量。虽然人们对这些词语的熟悉程度没有显著差别，但被试辨识词语的速度还是受到了自己所持价值观的影响。他们能够更快速地辨识出那些与自己所持价值观相关的词语。比如，政治价值观倾向更重的被试更容易辨识出与政治相关的词语，而不是与美学相关的词语。价值观创造出来的背景似乎能够影响我们的视觉感知能力。
背景对于我们行为和感知的影响还会让我们掉进背景混淆这个陷阱。背景混淆是指人们将决定他人和自己行为的背景搞混的现象。在对同一种行为进行解释时，大多数人会假设别人的动机和自己的动机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一种行为背后的含义有很多种。如果我在跑步锻炼的时候发现有人走得很快，那么就很容易假设对方也希望跑步锻炼身体，只是受条件限制不能跑罢了。但对方很可能不喜欢跑步，而只喜欢通过快走来锻炼身体。走路和跑步是不能同时发生的，对于这种非此即彼的行为，背景混淆的情况经常会发生。如果那位原本喜欢走路的人渐渐被跑步健身的主流价值观洗脑，那么他将被视为"跑不起来",而不是主动选择了快走。在忘记了行走的快乐之后，此人将难过地认为自己不善奔跑。
人们容易被主流价值观洗脑，用主流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行为，而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所以在任何时候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边缘群体身上。在审视自己行为的时候，他们所使用的标准其实和他们的初衷没有太多关系，这会给他们造成伤害。他们很可能原本并不清楚自己为何要做一件事情，但事后，更有影响力的主流群体会劝说对方，让他们相信自己做得不对，或能力低下。主流群体无意间用自己的背景替换了边缘群体行为发生的背景。我们将在有关偏见的第8章继续讨论这一话题。
我们已经介绍了导致“潜念”的许多原因，其中包括重复、不成熟的认知承诺、关于资源有限的信念、线性时间观、以结果为导向的教育以及背景的巨大力量。它们每天都在影响我们的生活。在探讨如何使用专念来抵制它们之前，我们有必要看一看潜念会让我们付出哪些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