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加州，我们发现在那家名叫TCBY的店里还可以买到现做的冻糕，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出院回家不久，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开车带伙伴们到这家店买一个冻糕，让大家解解馋。大伙儿讨论一番，才决定买这种风味的冻糕：底部铺上一层巧克力粉，上面依次是一层冰冻巧克力酸乳、一层奶油糖浆和一层冰冻香草酸乳，顶端再洒上各式各样的果仁。哦，我还得向服务生要12支汤匙……外带。
我把冻糕放进一个紫色的冰桶里，开车出城，直奔代阿布洛原野公园。停好车子，我拿起冰桶和一条格子花呢毯子，走了1英里的山路，来到山顶。我找到一个幽静隐密的地点，俯瞰着旧金山湾，把毯子铺在地面，然后把12支汤匙放在毯子上，排列成一排。接着我掏出一支尖细的记号笔，把我那群分身的名字写在汤匙的柄子上。于是乎，一个接一个，伙伴们轮流分享冻糕。大伙全都跑出来了，现身在大自然中，眺望着海湾。
那天回家，我告诉瑞琪我们今天做的事，她高兴得哭起来，把我们紧紧搂进她怀里。我也哭了。
不久，一位在我收集博士论文资料时接受我访谈的人士问我，愿不愿意在一场讨论儿童受虐的会议中，谈谈我的经验和心路历程。演讲的主题是"连接"。为了某种原因,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但一答应下来,我就开始后悔。会议举行之前的每一天,我都在责怪自己,千嘛给自己招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现在手头上的事情还不够多吗?我必须撰写博土论文,接受精神治疗,做一个称职的父亲,还要带我那群分身去吃冻糕。但利夫一个劲鞭策我,不准我临阵脱逃,而大伙儿也都保证,不会在演讲时突然冒出来。就这么样,那一天来临时我就只好把满脸胡须刮一刮,硬着头皮提枪上阵。yipinjiankang.com
瑞琪陪我到会场，给我打气加油。天哪，如果她不在我身旁，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我开着车子，以大约40码的时速慢吞吞朝向奥克兰市进发。瑞琪忍不住调侃我：“卡姆啊，你知不知道在这条公路上，你可以把车子开到每小时65英里?"会议在一幢宏伟的、经过妥善修复的维多利亚式房屋里举行。与会人士多达200人，大半是多重人格患者，但也包括一些治疗专家。一走进会场，我就看见黑鸦鸦一片的人头。那时我心里就想，我宁可从全美国最高的西尔斯大楼跳下去，一头栽进装满木薯淀粉的小店里，也不愿意面对这些人发表演说。
瑞琪紧紧握着我的手，直到主持人呼唤我的名字，请我走上讲台。这时要打退堂鼓也来不及了。我回过头来，好一会儿只是呆呆地望着瑞琪，仿佛跟她诀别似的。她使劲捏了捏我的手，咧开嘴巴，绽露出她那两排瓷器一般洁白的牙齿，笑道："亲爱的，我会一直陪伴在你身边……就像一个跟屁虫。”我使劲挤出笑容，却觉得嘴巴绷得很紧，几乎张不开来。我手里拿着讲稿走上讲台，心中默默祈祷：天啊，千万莫让我在梯子上摔一跤哦!在讲台上站定，我开始发表演说：今天，我接受邀请来跟各位讲几句话，主题是"连接"。我接受这项邀请，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身为一个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患者，我觉得，追求我心目中真正的“连接”,一直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生命中一场最严峻、最艰巨的挑战和考验。这是我一辈子追求的最重大目标。第二个原因是，我要告诉各位，我这一生中有两个最珍贵的“连接”,一个是我跟我太太瑞琪之间的婚姻关系，一个是我跟我儿子凯尔之间的父子情。他们两个人赐予我力量和希望——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母子俩救了我的命。
这一生，我总是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只有一个小小的立足点、一块小小的栖息地。如此而已。大部分时候，我觉得我只是一个躯体的一小部分，就像一只破裂的花瓶散落在地毯上的一堆玻璃碎片中的一小片。我回过头来，看看其他碎片。我发现，这堆碎片中有些看起来很像我，有些看起来却不怎么像我，但我们全都只是一堆散落在地毯上的碎片。我心里想：“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结合起来呢?如果我们结合在一起，我们看起来就像一只花瓶。这一来，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会被扫掉，被人当作垃圾丢掉。”
我总共有24个心理学上所说的“他我”。我管他们叫我的“分身”,尽管其中有几位是女性，但我们共同居住在这个身体里头。我们这伙人试图互相沟通，互相关心，好好相处，但有时难免会忽略一两位伙伴，让他们觉得孤零零、无依无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如果我们不能及时采取行动，做出一些必要的补救措施，我们这个团体就会碰到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共同拥有的这个身体，可能会生病或者受伤，而我也无法履行我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职责。我和我那群分身不能“连接”在一起时，我的世界就会变成一片阴暗，空空洞洞，就像幽暗的森林中一座潮湿的洞窟。相信我，我真不喜欢洞窟。我不喜欢身上长着眼睛、一路跟随我的树木，我不喜欢那些趁我不留神就伸出来抓住我的树枝。我怕死了这些东西。我和这群分身必须连接在一起。然后，我们才能走出阴暗的森林，现身在和煦的阳光中，身上穿着短袖衬衫，嘴里吮着棒棒糖，徜徉在随风摇曳的棕榈树下。这比蹲在森林中的洞窟好太多了。
昨晚我做了个梦。梦中，我看见我和我那群分身打赤脚，一齐伫立在空荡荡、不见人影的海滩上。破晓时分，桔黄色的曙光穿过晨雾照射在沙滩上。我们这群伙伴，有些手牵手，你望我一眼，我瞄你一下，有些只是低下头来，呆呆瞅着我们共同拥有的那双没穿鞋子、光溜溜踩踏在沙滩上的脚。
我们都听到海浪拍岸的声音，闻到空气中弥漫的盐味，感受到脸庞上那股温柔。我们这一伙中，有些人感到沁凉，当海水冲刷着我们的脚，觉得很快乐，有些人一看见海浪卷上沙滩，就吓得慌忙把脚缩回去。我们都晓得，这会儿我们这群伙伴正聚集在沙滩上，但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有些人知道我们置身在"此时此刻",有些人却一口咬定我们回到了“过去”,更有几位伙伴以为，我们已经走进了遥远的“未来”。有些伙伴急切地等待晨雾消散。我那群分身中，年纪还小的几个却把晨雾当成白色的棉花糖。唉，这就是我昨晚做的梦。25个人伫立在晨曦中，被沙滩、海洋和棉花糖连接在一起。
这一生中，我不只要努力跟我这群伙伴——共同居住在这个身体里头的25个人-—连接在一起。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一辈子我总是觉得，我跟周围的人疏离，没能连接在一起。从小，我就尽量避免跟别人的眼光接触，因为我担心如果他们正眼看我……如果他们看到我的灵魂深处……他们就会发现那儿空荡荡，啥都没有。
但我一直渴望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以某种方式跟其他人连接在一起。我想，这就是我今天出现在这儿，跟各位谈谈我的心路历程的原因。我希望各位好好看我一眼，然后告诉我，你们在我的眼睛和灵魂中看到了一个人，而那个人的名字叫卡梅伦•韦斯特。如果你们在我的眼睛和灵魂中看到的人——是我的那群分身--那也没关系。真的没关系。我跟我自己分离得太久了。我不想再逃避事实。我就是我们这一群伙伴。如果我拒绝承认这个事实，我这一生可就完啦。
过去几年中，我遇到很多跟我一样小时候曾经受过虐待的人。我了解，这种经历到底有多惨痛，我深切认识到，它会对我们的身心造成多大的伤害，会给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带来多大的困扰。儿时受虐经验就像一件肮脏的、沾满油渍的衣服，永远黏附在你身上，怎么脱也脱不下来，因此，你只好日日夜夜穿着这件衣服过日子——穿着它，处理你的一切人际关系。每回你接触到周围的东西，或者伸出双手拥抱亲人或朋友，或者只是看一眼床上新铺的干净床单，你身上那件衣服就会开始作祟，污染你珍惜的每一件东西。每一次都是这样。你一辈子摆脱不了这件衣服。说起来很悲哀，因为它让你无法正常地、好好地发展你的人际关系。你努力跟别人建立起的情谊总是会夭折，迟早变成日记中的斑斑泪痕。
我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和我太太瑞琪的关系并没有夭折。它维持了16年。做到这一点，需要相互的信心和坚定的承诺-—当然，还需要准备一大盒克里内克斯纸巾。我知道，这几年来，瑞琪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她必须跟一大群外表看起来跟我一模一样的人共同生活。你也许可以这么说，我和瑞琪的婚姻生活就像一件缝缝补补的衣服。确实，我们必须不停地修补，才能让我们的婚姻维持下去。
这几年来，瑞琪生活在一场风暴中，面对两股力量——意志和痛苦、希望和犹疑——之间展开的一场战争。她不但得面对我的问题，也得面对自己的内心挣扎。有时，战争进行得实在太激烈了，空气中弥漫着硝烟，我们几乎丧失了我们之间那珍贵的、脆弱的连接。
幸好，在这危急关头每次都会有一个小男孩出来吹一口气，把满屋子硝烟吹掉，让空气恢复清新，虽然他并不知道他有这个本领。这个小男孩名字叫凯尔，今年9岁。
现在我知道，即使对一般人来说，身为父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更晓得，身为父亲和多重人格患者，比在佐治亚州从事桃子买卖还要困难。它给我带来无穷的欢乐，但也给我造成无法言喻的痛苦。我知道，凯尔需要——而且应该得到——正常的、稳定的生活，这样他才能够好好长大。我和瑞琪有责任提供凯尔这些东西。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残酷的笑话，因为身为一个多重人格患者，我唯一正常、稳定的表现就是一贯的不正常。
我真的想让凯尔有个正常的父亲。我真的想让他觉得，他跟他爸爸心连心。我真的想让他知道，他父亲是一个值得他信赖、敬仰的人，而不是一个莫名其妙随时都会转换身份的疯子。我多么渴望跟凯尔保持连接啊!他是我的儿子，我的心肝宝贝。
所以，每天我都得睁大眼睛努力看着我儿子——看他的眼睛，看他的心----努力保持我的父亲身份，不要在他面前变来变去。每天重复相同的事情……读故事书给凯尔听，帮他准备午餐，跟他交谈……让我觉得我跟我儿子连接在一起。这种连接对我们父子俩来说都十分珍贵。它提供凯尔他所需要的父爱，它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完整的人。
最让我感到痛苦和困惑的是，重复这些日常的事情，努力做一个正常的父亲的同时，我也经常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一座小岛上，远远望着我儿子，凯尔也知道这一点，他真的知道。
每次，当我的一个分身突然冒出来，或者，当我的那群伙伴开始骚动的时候，凯尔就会呼唤我：“爸爸，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赶快回来!”这时，我就会听到他那尖尖细细的声音，跟随着一个瓶盖，漂过我内心中的海洋，传送到我的耳边。我就会对自己说：“天哪，我得赶快回去!我得赶快回到我儿子身边!"于是，我跳上了那个瓶盖，伸出双手，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的划，直到我看到那个翘首盼望我回来的小小身影。只要我知道，凯尔在声音的另一端，我死都会赶回来。然而，同时我也知道，我离我儿子非常遥远，时不时就会灵魂出窍，神游各处，不能常常陪伴在他身边。一想到这点，我心里就会感到非常难过。我不想让凯尔把我看成疯子——那个原本应该陪他在门廊上玩耍的父亲，这会儿却躲藏在阁楼里，扯起嗓门不知嚎叫什么。我要当一个在门廊上陪儿子玩耍的父亲。
各位知道，全世界哪一样东西最让我感到恐惧和痛苦吗?我最怕的，倒不是凯尔会把我当成疯子，也不是瑞琪不再爱我，更不是我会回到精神病院。我最怕的是一柄耙子。我管它叫“否认的耙子”。从我四五岁开始，这柄耙子就一直扒着、刮着我的身体，日日夜夜发出阴森可怖的声音。它逼迫我否认曾经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否认我的亲人曾经伤害我，否认我是一个具有多重人格的人。
这些年来，我只顾伸出双手捂住耳朵，厉声尖叫，试图掩着这柄耙子发出的叫声。最近我才开始察觉，是我自己的手握住耙子，是我自己的喉咙发出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叫声。
谢天谢地，我终于放下了这柄耙子，感觉有点怪怪的，因为我已习惯手里握着它。有时我会忍不住想把它捡起来，重新握在手上，但我已下定决心，这一辈子不再碰它。渐渐地、慢慢地，我开始接受和了解我究竟是谁、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我终于跟我自己——或者我应该说，跟很多个自己-重新连接在一起。
我的生活虽然不算安逸，但也还不到苦不堪言的地步，而且，值得向各位报告的是，最近我觉得日子越来越好过了，有如倒吃甘蔗一般。今天早晨我还告诉瑞琪，已经有好长一段日子我没感到情绪低落了。
各位知道吗?这是真的。
【尾声】
发表那场演讲后，我们家又经历了一些事情。凯尔渐渐长大了——大到不再能够跟他爸爸玩“太空中的醉鬼”游戏了。这让我感到有点伤心。他现在读五年级了，开始对女孩子发生兴趣，但每天放学回家，他依旧兴致勃勃，指挥他手下那群玩具兵，进行一场连巴顿将军都会为他感到骄傲的战争游戏。
凯尔现在知道他父亲具有多重人格，而且，每一个分身都有各自的名字，但直到今天，凯尔还没跟他们交谈过。几个月前，我又到得克萨斯州一趟。这回我们坦然告诉凯尔，我是去一家医院接受"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的治疗。凯尔的反应让我们松了口气。最近这阵子，每次我的一个分身突然冒出来，凯尔依旧会感到有点紧张，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上个星期，他甚至告诉我，我们在吃饼干或玩游戏的时候，如果我突然“灵魂出窍”,开始神游，我不必担心他会受到惊吓。他向我保证，尽管他心里会有一点点害怕，但他会鼓起勇气面对我的分身转换，因为他知道我迟早会回来的。他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敢告诉我这一点。我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是我的儿子。
瑞琪辞掉了工作，每天待在家里照顾我和我那群伙伴，帮助我写作这本书。我们常常到郊外远足，手牵手，一面观赏大自然风光，一面谈论文艺复兴时代的列奥纳多•达•芬奇、19世纪法国画家洛特雷克、马克•吐温小说中的顽童哈克贝利、美国法律哲学家霍姆斯的著作、贝多芬和披头士乐队。瑞琪教尘儿和喜儿包墨西哥粽子。喜儿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分身，因此在这本书中我没提到她。晚上睡觉前，瑞琪会朗读一本故事书，给愿意听她讲故事的分身们听。熄灯后，整个房间就只剩下我们夫妻两人，携手遨游在人间天堂夏威夷毛伊岛的芒果园中。
自从放下“否认的耙子”后，我就可以腾出双手，拿起其他比较有用的工具，帮助我治疗我的疾病。我学会让自己停留在“现在”,不再退缩回“过去”中，我学会表现愤怒，感受哀伤。每周两次，我带着我那群伙伴到珍娜的诊所走一趟，学习如何使用我们的新工具。我们是一群学员，学习怎样做一个完整的人。当然，学习任何技艺都需要时间和耐心。
我终于修完博士课程，如今我可是一位正式的心理学博士了。我非常珍惜这个头衔。它赋予我一项新职责，要求我尽我所能，帮助其他患DID的人。
对很多人来说患DID是一件非常孤独、寂寞的事。如果这本书能够传送到跟我一样有受虐经历的人手中，告诉他们，他们并不孤寂，那么我就算完成了第一桩心愿。
一个令人哀伤的事实是：患DID的人，平均得待在精神病院7年，才会获得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在这段日子里，他们一再被误诊，接受不适当的治疗，只是因为一般的临床医生根本察觉不出DID特有的症状。如果这本书能够提供给现在和未来的临床医生一些信息，帮助他们了解DID的特征，那么，我的第二桩心愿就算达到了。
临床医生和每一个生活受到DID影响的人，都必须认识“记忆”的虚幻本质，因为记忆——或缺乏记忆——是构成这种病症的一大要素。我们人类的心灵就像一只炖锅，不停地接受许多厨师放进的原料，而这些厨师包括我们的父母亲、兄弟姊妹、亲戚、邻居、老师、同学、陌生人、熟人、收音机、电视、电影和书籍。学习和记忆掺混在一起，煮成一道菜肴。我们手里拿着一只汤匙搅拌它，而这只汤匙会随着我们年岁的增长和经验的积累，不断改变形状。在这锅奇异的、不断变形的神经炖肉中，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记忆都保持精确的。
然而，就算我们接受记忆那无比复杂的、印象主义式的本质，我们也必须认识，那些一再经历、感受到足以损害他们身心健康和生活的记忆的人，绝不是无病呻吟，尽管他们的记忆的明晰度和可信度值得争论和探讨。
我们必须了解，那些儿时遭受过虐待的人，尤其是经历过乱伦事件的人，几乎都怀抱着深沉的、根深蒂固的罪恶感和耻辱感，而这种感觉绝不是单靠挖掘记忆、面对心灵创伤所能够缓解的。光靠回忆是不够的。同样的，单凭归罪于别人，或宽恕我们认为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恢复完整，让我们心里感到平安。这个目标的最终达到，必须通过谅解、接受和自我的重建。
现阶段仍有不少人质疑DID诊断的效果。事实是，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DID被归为单独的一类，因为就像其他精神病症，我们社会有一群人显现出一组特殊的、明显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并不是任何其他诊断所能解释的。
我们确实可能由外界诱发DID症状。可悲的是，在不胜任或未受过严格训练的治疗专家摆布下，有些病人正是如此。我们也能够模仿DID症状，而确实有少数病人，为了某种个人利益曾经这么做过。我们不妨让前者作为一个参照物，帮助我们认清我们接受过的治疗的真相，包括我们的家庭医生提供我们的治疗。别忘了，每次看医生我们都得冒一些风险。
至于后者，各位不妨想一想"狼来了"的故事。那个男孩扯起嗓门大叫狼来了，提供虚假的信息，让大家虚惊一场，但这并不表示世界上并没有狼这种动物存在。如果你还记得这个故事，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确实有狼——到现在还有。假如当初大家愿意面对一个真正重要的事实：这个男孩哭着喊狼来了。这则寓言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局。
我们这个社会总是会有人否认DID存在。他们的说法就像一根引火的木柴，肯定会在那些好逞口舌之利的人中激发一场争辩。我欢迎这场辩论，因为它能让我证明一些事情。
这使我想起另一件事，讲完这另一件事，我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啦。各位还记得小时候在故事书中读到的那群海盗吗?记不记得黑胡子、朗•约翰•西尔弗和他们手下那帮兄弟?唔，他们以为死人不会泄露秘密。他们搞错了。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
